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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违规举债担保泛滥,15省市百余官员挨罚!违规清理有六大类

  2017年,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公开问责处罚,首次落下了“实锤”。从金融监管来说,最近经济工作会议上,已开始关注隐型债务,开始清理政府层面违规出具的担保函。

  仅刚过去的12月,四川、江西、江苏、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海南9省被财政部、审计署点名,去年全年,还有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北京、重庆6省市被通报,涉事被问责各级官员逾百人,且出现因违规举债担保被倒查责任、终身问责的案例;违规融资方式中,既有银行贷款、信托、租赁、资管等传统方式,也有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基金等方法;财政担保、承诺收益、名股实债等问题遭严查。

  2017年地方债监管呈现高压态势,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地方债”被多次提及,释放出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将更大力度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信号。

  这些地方举债方式违规

  从披露具体情况看,地方违规举债担保呈现案例复杂,违规方式多种类型交叉,涉案金额高,涉事官员群体性等特征;从违规领域看,地方土地出让拆迁、市政工程、新城或园区开发等城市建设项目,成了地方债违规的高危地带。

  具体来看,各地方政府违规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 财政部门出具承诺函,承诺保本保息,或将债务还款直接纳入政府预算。

  这类违规方式出现最多。比如海南海口市,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海南省海口市各级财政及国土等政府部门分别发函,共要求61家企业和单位出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并承诺待相关土地出让金上缴市财政后,由财政安排资金进行偿还;

  此外,还有比如四川巴中市在2014年至2015年为支持其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借款融资,财政兜底承诺还款;类似情况还有,江西九江、甘肃兰州新区、湖南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黔江区等。

  二、政府部门通过信托或资管计划等方式违法违规融资或担保,比如四川成都、山东邹城、黑龙江齐齐哈尔等。

  像山东邹城,以市总工会为发起人,以邹城市正方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借款主体,向全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发行信托产品违法违规举债,后遭整改,退回干部职工全部资金;在地方债务大省江苏,15个县(市、区)共32个项目,涉及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信托或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

  三、政府部门直接举债。

  比如,陕西韩城、湖北黄石,地方政府部门直接向城投公司或者地方大型民企借款。

  四、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举债。

  比如河南驻马店市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贷款本息列入市财政中长期规划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向中国建行驻马店分行、中信信托分别贷款6.4亿、1.78亿元;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过下属国有企业,虚构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并签订17.81亿元政府购买服务协议,随后向兴业银行(601166,股吧)湖州分行签订融资借款合同。

  五、承诺回购股权。

  2013年7月,北京市通州区国资委与信托公司签订定期回购股权协议,约定8年内回购信托公司增资持有的股权。

  六、人为调节政府性债务结构。

  2014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财政局为降低本级债务率,将44.16亿元地方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纳入政府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真实反映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违规举债担保泛滥,15省市百余官员挨罚!违规清理有六大类

 
  江苏省57人遭罚,海南涉债金额53亿

  2017年也是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及相关责任人首次被公开点名并严格问责处理。

  其中,被问责人员一般为举债担保违规项目的地区分管领导、财政局人员、国资平台负责人等,部分案例被问责官员行政职级不低。比如山东邹城,就严查了对违规案例负有直接责任人员、邹城市政协副主席姚某(时任总工会主席)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人员、时任邹城市常务副市长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此外,时任邹城市市长谢某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正按规定程序核查处理。

  涉事问责群体人数最多的是江苏省,达57人。

  按财政部预算司披露情况:江苏省15个县(市、区)共32个项目涉及违规,该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共计57人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一是给予时任泗阳县副县长、城南新城党工委书记李某,时任洪泽县副县长王某,时任通州区财政局局长张某,时任淮阴区财政局局长万某,时任国宇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泗阳县财政局信息中心副主任骆某5人行政开除处分;二是给予时任淮安园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某、洪泽县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某2人行政撤职处分;三是分别给予50人行政降级、记大过、记过、警告、诫勉谈话、提醒谈话等处分。

  由于违规举债担保一般涉及城建、地方政府采购等项目,涉案金额在亿元以上。

  已公布涉事金额案例中,最高的是海南海口,因要求61家企业和单位出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并承诺财政偿还,形成政府性债务53.43亿元。其次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为调节44亿政府性债务;北京通州区国资委,于2013年与信托公司签订8年内回购其增资30亿持有的股权,同时按9.5%年利率支付利息。

  严防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时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明确了重点防控金融风险。

  自2017年以来,监管层一系列组合拳已打响了金融风险防控战。当年12月一行三会联合发布的“大资管”新规结束征意,剑指资管业务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等问题;2017年全年,地方债也呈现出严监管态势,新《预算法》明确要求,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之外的其他任何举债方式、任何担保行为都被严格禁止,严禁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偿还融资平台债务,或者为融资平台提供直接与间接形式的担保。

  “地方债严监管,是在延续监管层严防严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思路。”长江证券(000783,股吧)首席宏观分析师赵伟告诉记者,金融防风险,首先是规范整个投融资机制,通过信托、资管方式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是“不规范”高发区,在当前强调穿透式监管、严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趋势下,未来监管只会更严格。而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依法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以及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守住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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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